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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创造京瓷的男人:稻盛和夫》写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彼时日本经济情势低迷,而京瓷公司仿佛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虽然作者写作此书时稻盛和夫的思想尚未如今天一般系统化,但他却敏锐地观察到,从根本上看,是稻盛和夫的思想成就了京瓷公司,而非技术水平、管理方法等外在因素。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作者在探讨京瓷公司是怎样白手起家直至获得斐然业绩的。在叙述稻盛先生的个人成长经历时,作者没有对稻盛和夫的经历着墨过多,而是选取与稻盛先生思想形成密不可分的事件,展现于广阔的大背景下。这其中,有个人因素(性格特征)、时代因素(二战前后)、地域因素(日本鹿儿岛)、家庭因素(父母影响)等等。在京瓷公司创办后,又重点论述稻盛先生的思想如何在公司的具体事件当中得以体现,发掘深层次原因。《创造京瓷的男人:稻盛和夫》一书中,既有企业存亡紧要关头的惊心动魄,也有逸闻趣事“开心一刻”,颇有可读性。

员工都说,在联欢会等场合与稻盛见面交谈后,会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许多,受到了某种难以名状的影响。


吐糟稻盛

“稻盛是一个注重内心精神世界的人。山崎和之,1977年高中毕业入职)

“遇到社长后,自己的生活方式焕然一新!”长谷川桂祐,1967年入职)

“面试的时候,稻盛问我座右铭是什么。我答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座右铭,但在公司工作7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一直铭记于心。当时社长却说,‘这很有问题,宽以待人是不是妥协的产物?所谓宽以待人,必须要通过严厉的方式才是正确的。你自己有时候是不是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想用不着发多大火?’听到这话,我瞬间感到,他已经将过去七年间的自己看得一清二楚。”(福井诚,1973年跳槽入职)

“刚来的时候从早到晚没少挨训,稻盛哪天没对自己发火的话,我反而感觉很失落,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应该都差不多。”(波户元省三,1960年入职)

“京瓷发展壮大的原动力是社长的梦想。社长有了什么打算,会自己在前方引领大家齐心协力跟上。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社长的设想一件接一件地实现,日积月累,越做越大。”(樋渡真明,参与了京瓷的创业)

“社长常出人意料地打破常规。连续不断的突破,如同宇宙爆发一般无限扩张,永无止境。等我们抵达预定目标,社长却又先行上路,牵着我们继续前进。”(青山令道,1960年入职)

这些对稻盛的描绘之中蕴含着一份信任和尊敬,连局外人也看在眼里。再结晶绿色宝石在东京召开展销会期间,一位素昧平生的七旬老人来对冈川健一(人工结晶绿色宝石专务董事)说:“听年轻的员工对贵公司的社长交口称赞。没想到那么年轻的员工平时都能经常接触到社长,而且大家对他赞不绝口。一般来说,班车上总有人会对社长或者上司抱怨几句。虽然没有与社长见过面,但我认为,贵公司的社长真是了不起!”

这些年轻员工当然不是有意识地为公司宣传而奉承稻盛,只是心直口快,毫无掩饰地倾吐了平日的感受。一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领导实行高压政策,统一员工口径。对此如何理解,取决于各人的经历和心态。

1929年,鹿儿岛出生的弗兰基堺(著名演员)无偿担任京瓷的公关顾问。他在工会召开的演讲会上曾一语道破“京瓷是倒金字塔结构。”

具体说来,稻盛并非站在组织的顶点由员工支撑,却位于倒金字塔的底端,支撑着整个京瓷。一针见血!

“在这里工作,心里有这种欣慰感。因为即便失败了,我们也能得到社长的帮助。” (奥村常雄,1967年跳槽入职)

“因为得到信任,所以自己能放手一搏。全力飞奔时,摔倒了也会得到帮助,没有后顾之忧。” (青山令道,1960年入职)

这些言谈都能反映出京瓷“倒金字塔”的状态。

“进入公司以来,社长和高层领导对我们进行培训、教导,大家都尽心尽力地给我谈话。谈话的内容都归结到社长所讲的道理上。每一名领导干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们随之也感受到激情。如果在工作上感到痛苦的话,那是因为领导和员工在思想上没有产生共鸣。社长的领导力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他人格的全部体现。”(新田和夫,1974年跳槽入职)

“社长曾对我说,要保持活力。听到这话,我顿时热血沸腾,这句话一直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不知道为什么,它增添了我的自信。” (右成胜一,1973年跳槽入职)

“社长言传身教,告诉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道理,同时敦促我们去体验。这些已经超越了理性的层面,‘单位时间价值’、‘阿米巴组织’之类技术手段的有效性与社长伟大的领导能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新崎盛敬,1977年跳槽入职)

“哪怕是很难的技术,经过社长一说,就觉得可以做到。这似乎决定了我们一大半的开发能力。”(山本正之,1962年入职)

综上而言,如果仅凭其海外战略、经营手段和技术能力的话,京瓷无法取得如今的发展态势。

与“反稻盛之乱”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波户元省三聊天时,他不时地冒出对稻盛的尊敬、信任之语。笔者不由得感慨:“受到这么多员工爱戴,社长真是幸福!”而这句基于常识的判断当即得到一个极其自然却又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我们才是幸福的人。机缘巧合进入公司,邂逅了杰出的人,能在他那里工作,何等幸运!”

我一时语塞。那时,为本书采访、积累素材已经三个多月,话中所提到的“邂逅”正是一个关键词。

“石油危机”的翌年,即1974年,公司上下为打破困局全力以赴。伊藤谦介(在松风工业与稻盛相识并参与京瓷创业)在某次会议上,对部下们谈起草创时期的稻盛:“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梦想。”接着,讲述了下面这段话:“那时我们只有一座隧道炉、两只单窑炉、两三台手动冲床和土炼机,仅此而已。刮台风时,因为玻璃经不起风吹,我们就得拼命地用手摁住玻璃,板壁上也系上绳子防止倒塌。然而,我们怀揣梦想,团结一心,同悲同喜。社长常将军歌中那一句‘一根烟也要两人分着抽’挂在嘴边。大家意气相投,同分一杯羹。基督徒说,面包为基督之肉所化。同样,大家分享的并不是东西本身,而是一种精神。

冈川健一也说:“社长赋予了我人生的意义。”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说人生的意义怎么能来自于别人的给予。而毫无疑问伊藤和冈川的话却是二位《诗与真》(德国诗人歌德自传)的表述;仅凭与稻盛的一次会面便决定进入公司的新崎用“信仰”来形容“相识”的“真”,其意相通。

若有读者认为伊藤、冈川、新崎他们的言谈过于正经,那么,下面这种说法如何?本藏富贵子(进入公司一年半时采访)原本和双亲的意愿一致,希望找一份双休日、高工资的县内工作,于1977年高中毕业进入京瓷,被分配到国分工厂。他与来工厂视察的稻盛握手后一天都没有洗手,是个乐天开朗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花园的主人。花园里,玫瑰呀,百合呀,鲜花盛放,但他却连野草也不忘施肥……”


序言

年轻读者

一位平凡的乡间少年,在成长的岁月中,总不能得偿所愿,自己也好,身边的人也罢,承受着一次又一次或大或小的打击。而他,却从来不曾丧失对生活的热忱,满腔喜悦、意气风发地迈步人生之路。终有一天,豁然开朗,前方展现出少年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未来。在这日趋迷惘纷乱的时代里,愿将那段往事,向现今易迷失方向的年轻一代娓娓道来,盼他们拨云见日,重拾人生的希望!

稻盛和夫


我是另类大学生

1960年,我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正处于安保斗争的漩涡之中。当时,难波(大阪的地名)高岛屋前的广场直到西梅田的中央邮局前,整条御堂筋禁止车辆通行,法式游行队伍手牵手横成一列,占满了街道。我身在其中,情绪高涨,只有一个念头“但愿这个社会能有一点好转”。然而,因国会自动通过安保条约,运动急速退潮。自己曾是反权利运动的一员,这一意识作祟,大学毕业后我不愿进大公司就业,坚决不肯成为一枚小螺丝钉。大学上了六年,进入职场的时间一拖再拖。


工作、时代背景

大学读到第六年,我先在堺市一家财会专业学校当讲师(仅一学期),继而在内刊、小杂志社工作,总是辗转于员工不过几名、十几名的“摇摇欲坠”的单位。1972年前后,我担任一家小杂志的主编,蒙经济评论家相良龙介告知:“京都有一家叫京都陶瓷的公司,颇为有趣。”在此,不得不提当时的社会背景。1970年,日本高速发展的象征——世界博览会在大阪开幕;1973年因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进入低速发展时期。我当时居住在大阪府茨木市,对大荣公司空空荡荡的货架记忆犹新。


天缘让我采访稻盛

1975年,杂志新策划了一期专题“如何度过零增长时代”,我以此为主题开始采访关西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其中成功采访了稻盛先生。当时,京瓷公司将稻盛先生的内部谈话、外界演讲等内容编辑成册,发行了好几期《京瓷哲学》。我通读了这些资料,认为京瓷的创业方式中蕴藏着理解京瓷的关键要素,所以希望几位创业的同仁能一并在场,这一要求他们也爽快地答应下来。1975年可称为日本“战后最萧条”的一年,9月的中期决算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企业赤字,而京瓷的销售额却较前期相比增长54.9%,税后利润增加75.4%,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当年9月,京瓷的股价超过长期居于首位的索尼,成为日本第一。我对这些事实全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采访(附带说一句,1975年度京瓷的销售额超296亿日元,员工数为2400名)。身为采访者,我的“无知”令人羞愧,但当时我对企业的销售额、利润和股价之类毫无兴趣。数字始终是相对的,靠销售额、利润和股价来评判一家企业是否优秀,这种通用的评价方法我向来不以为然。数字本身摇摆不定,怎能作为评价依据?我一直坚信,现在业绩不佳又如何,有些经营管理者必须“从其思想来考察”。

当时京瓷普遍的企业形象是“经营手腕高超”、“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学术水平高,通过开发新产品获得专利,没有竞争对手,利润大”、“高速发展的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幸运公司”等等。

另一方面,石油危机后物资紧缺,整个日本社会对大企业经营者的不信任情绪高涨。我身为一名普通工薪阶层,认为:“大企业经营管理者道貌岸然,实际上却囤积居奇,通过投资不动产获利,绝不能信任。”采访时,稻盛先生穿着工作服,彬彬有礼,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持续了两个小时。这次采访给我的切身感受是:“这人表里如一!”其时,稻盛先生对我说:“谁的能力都不会与生俱来。即便有能力,境况不同也可能误入歧途。我这个人担任这里的社长,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性。发挥自己的能力,却将因此而获得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是极大的罪恶。”

另一方面,1960年安保斗争失败后,对我自己而言,如何确认我、确立自主性是最迫切的课题。当时43岁的稻盛社长坦然道出的伦理观,我欣然接受,并为之震惊:“竟有这样的经营管理者!”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成功秘诀,却凝聚着稻盛和夫的为人之道。这篇采访报道我所拟定的标题是“自己的能力并不私有”。

与此同时,我殷切地希望“成为第一个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说实话,我内心对稻盛先生的成长经历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稻盛先生的双亲与我的双亲都出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明治时期,同属于当时的平民阶层,小学文化。稻盛先生的父亲是印刷厂的出色手艺人,因技艺与耿直性格得到认可,自己办了一家印刷作坊;而我的父亲是镇上的钟表匠——电池驱动的钟表问世之前,无论是手表还是挂钟全是发条式。修理费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他珍惜每一分劳动所得。当然,我所出生、成长的秋田市是一个小城镇,自行车竞赛、赛马等无缘一见。稻盛先生也好,我也好,成长过程中都以自己父亲为榜样。此外,稻盛先生中学时代曾患肺结核,而我高中时也因肺结核养病两年半。


精诚所至允许写稻盛

刊登采访报道的杂志出版后,我提出希望能执笔写一本关于稻盛书,并为此进行采访。谁知遭到了稻盛先生的拒绝:“太忙了,没有时间让你采访,而且公司也不值得接受采访。”但我不死心,不时地让新闻记者在杂志上撰写京瓷相关的稿件,还赠送自己刚出版的第一本书(《如花似影》——当时尽人皆知的间谍大屋政子母亲的传记)。如果以拳击打比方,我是连续出击轻刺拳,总在提醒他们“别把我忘了”。如此过了3年,1978年7月左右,终于得到答复说:“可以接受采访。”最初碰头的时候,出现在接待室的稻盛先生劈口就说:“蒙您如此欣赏我……”这句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时惊愕不已——当时我从未曾想过“主动地”用“欣赏”之类非理性的目光来看待采访对象。

后来才知道,之前也有几家大型出版社提议,委托著名作家撰写传记出版。他们全都谢绝,却委托一家“摇摇欲坠”的杂志社、一个毫无名气的作者——我!


精进、历经磨难完成书稿

10月,我前往稻盛先生出生地——鹿儿岛市,逗留一周,与他的双亲、长兄利则、弟弟妹妹以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时代的友人见面。我当时住在大阪府茨木市,从家坐电车两个半小时才能到京都市山科区的京瓷总公司。起初星期一至星期四在京瓷附近百步之遥的旅馆过夜,每天早上到京瓷“报到”,借用他们的小接待室当成“根据地”,在那里采访创业时期的同仁以及各部门员工。星期五返家回放录音带,整理完毕后再回京瓷,如此循环往复。最大的烦恼是总也碰不到稻盛先生,另外,几乎找不到创业时的记录,这在迅速起家的企业当中也很常见。当时的京瓷总公司是一栋五层大楼,一到四层是办公室。能有独立办公室的只有社长稻盛先生及监事青山政次先生,连董事在内全都在大办公室。因此,不久便知道谁在几楼的哪个位置,我自由出入各楼层,无人查问。午饭在员工食堂解决,还曾在滋贺工厂的宿舍泡澡,借住单身宿舍,旁听工会大会,整个儿沉浸在京瓷公司的氛围当中。

然而,林林总总的素材累积在一起,却总也无法将拥有20年历史的京瓷公司形象确定下来。稻盛先生当时一心向前看,全神贯注于今后的打算,根本无意回顾过去。我束手无策,与秘书下坂博信先生谈及我的苦恼。他告诉我,稻盛先生与公司内部干部以及跳槽入职员工的谈话录音留有存档,可能会有价值。录音带有百来盘,我一天一天地播放。终于逐渐了解,当公司内部发生问题时稻盛先生会如何与员工进行交流,这对塑造稻盛先生的形象起了大作用。我先后采访了约90人,采访记录汇集成2000页的大型笔记本共计10册。当时爽快接受采访的各位,再次向你们表示感激!

积累素材的过程当中,我的内心似乎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如此彻底的采访我是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那么,就用这本书定下京瓷公司的基调。这个责任重大,决不能半途而废!”责任感油然而生。1979年3月开始写初稿。谁承想,工作单位发生了异常变动。我身为主编几乎不在公司露面,整日埋头于京瓷的采访,而打击整个经济界的萧条状况导致公司收入减少,工资拖欠。4月,数名员工(编辑与营业)集体辞职,只剩社长、我、女性会计,共3人。如果作为收入来源的月刊杂志一年发行少于10册,将吊销第三种邮政物品的资格。于是,我每天去公司,一边撰写京瓷的书稿,一边编辑杂志。不仅如此。当时家中孩子年幼,一天,妻子当面对我说:“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穷困潦倒也就罢了,也得为在家中的我想一想。”毕竟,工资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发下来,也不知能拿到多少,这么说也在情理之中。真是“内忧外患”!

5月我患上流行性结膜炎,有十天左右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字,身心俱疲,仿佛沉到了谷底。每天到公司处理杂事、编辑杂志,几乎喘不过气来,即便如此,我还继续坚持写稿。终于到了8月,我累得一行字也写不出来了。正在那时,1960年一同处于安保斗争漩涡之中的三位大学时代的朋友以“消暑”之由邀我去酒馆、唱卡拉OK,晚上住在箕面的朋友家。大约是换了心境,10月1日,书稿终于完成。


畅销加印

第一版印刷1万部,在12月初发行。报纸上刚登出广告便连日接到好几回电话问:“哪家书店有售?”需要立即增印。但公司常年拖欠印刷厂的钱款,印刷厂回复说,如果不提前支付不予加印,而公司又拿不出这笔钱。如此情形下,翌年1月,前文提到的那三位朋友又来邀请我参加新年聚会。酒席上,他们问道:“销量如何?”“卖得不错。本来是要加的,不过没钱。”“这样的话,我们三人筹个100万日元。”当场拍板。这100万日元,再加上社长向自己朋友借款,终于得以加印。虽然已是23年前的事情了,困难时期给予无偿支援的朋友们,我至今心存感激,想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名字:庵谷寿男、岛征一郎、八木孝昌。


本书完成纯属“侥幸”

数年后,我回过神来,突然意识到,这本书的完成纯属“侥幸”。我自己努力去写是事实,但这一切远非我力所能及。首先,采访之初京瓷公司的多样化发展刚刚萌芽,还只是一家陶瓷类电子零件生产《创造京瓷的男人:稻盛和夫》发行(1979年)3年后,即1982年,公司名称从“京都陶瓷”变更为“京瓷”,以此为象征,京瓷摆脱了纯粹的零件供应商角色,1983年收购领域完全不同的相机厂商雅西卡,1984年挺进电信事业——此举当年被评论为“一大失策”,京瓷公司已经焕然一新。换言之,我进行采访的时期是能从“稻盛和夫及其同伴”这一视角来考察京瓷公司的最后一个阶段。当然,我本人能在毫无希望可言的不利状况下完成书稿,也纯属“侥幸”。拖欠工资成为常态,员工弃社而去,妻子当面斥责,身体崩溃等负面条件,却为这本书助了一臂之力。

此外,本书还有三册的读后感文集。发行三个月后,一家闻所未闻的地产商“东日本住宅”的社长寄来了一封信及一本《<创造京瓷的男人:稻盛和夫>读后感》的册子,其中收录了全公司700名员工提交的读后感中选出的90篇文章。中村功社长的信中写道:“读罢,内心的震撼远非用‘感动’两个字可以形容。对容易懈怠、松劲的小生来说,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强烈的策。”我自己也深受感动。京瓷公司也向员工征集读后感,在内刊《敬天爱人》上编成一辑发行;第三册是我自己编辑的杂志《经济与文化》的特刊——《创造京瓷的男人:稻盛和夫》腰封上刊登了有奖征集读后感的广告,从全国各地寄来的50篇文章全部收录其中。


浅田厚志社长

如今,本书的中文版正在翻译当中。我从没想过竟会出中文版,其出版策划是浅田厚志社长。《创造京瓷的男人:稻盛和夫》一书的出版帮我们摆脱了经营危机后,他进入我社编辑部任职。他志向远大,白手起家独自创办出版社,我们的交情也很不一般。我记得还有这样一段轶事,盛和塾的一次经验座谈会上,浅田社长发言讲述了出版文化社创业的历程,稻盛先生点评时几度落泪。


青山政次

最后,要特别提到青山政次先生(1999年10月20日离世)。这位稻盛先生的伯乐、京瓷公司的发起人。以下节选自当时的笔记:“我认为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思维活跃,能力不寻常。在松风时稻盛不过二十三四岁,却愿意独自承担重任,完成工作。谁也没有能力去指导他。而稻盛心中强烈回响着‘情意’与‘人情’,这才是根本。忍不得,心里一有话,便要立即说出口,要说就说个痛快,却又不会触怒对方,先把自己的不足和盘托出。创业头一年想欺瞒税金的事也一样。”(稻盛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很不顾家,常与朝子夫人产生冲突,朝子夫人还曾领着孩子离家出走。因为家附近有京阪电车的轨道,万一跳进去那可不得了,稻盛慌忙道歉把她们拉回来。稻盛先生对我谈起这件事,但印成铅字时考虑到当时女儿年幼,所以书中并未收录。)

“一个劲地往前狂奔,大家跟在后面吃力追赶。阿米巴组织很重要,但与之相比,稻盛从一开始就会教导职工,以‘京瓷哲学’为基础创建社风,这才是京瓷发展的原动力和根基。每每有聚会,他一边饮酒一边对谈。‘竞技场’打造结实,一头扎进去,自然会身不由己地随势而动。”

青山先生谈及本人的故事也颇为有趣:

“上中学时,偶尔吵架,大家都来围观,因此觉得很不好意思,便不再发怒;曾因自己的言谈给别人造成了麻烦,从那之后不爱开口说话。所以,不轻易生气,不爱说话,不撒谎,这三点是人生准则。算术很好,被称为‘算术太郎’,围棋和象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打败了附近的大人,被称为‘神童’;高中时热衷于拉小提琴,大学(京都帝大工学部)喜欢打台球(四球),还获得了交谊舞的教师资格证书;麻将、三味线、百人一首和歌、国际象棋都有级别证书,这辈子打算一共拿到20个段位;还曾经早晨7点至晚上7点游泳五公里。京瓷创办后什么都没做,为了打高尔夫考取驾驶执照已经是71岁高龄……稻盛是工作行家,我是玩乐高手。”

我想,纵观松风时代到京瓷创业的来龙去脉,恐怕没有青山先生就没有京瓷。我这人麻将、围棋、象棋、开车全不精通,青山先生在我眼中简直就是“身怀绝技”。正是这位风雅人物、玩乐高手,才会对稻盛和夫慧眼识珠。说起来,未能如愿出版一本追思青山先生、西枝先生和交川先生的文集,实属遗憾(青山先生的追悼会上,我向上西阿沙先生传达了自己的心意,他竟有“Good Idea!”之感。)


点睛之笔
本书终究是一本“人性之书”,并不是一家企业的成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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