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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中国

作者:
[英]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05-01
市场价格:
¥49.00
销售价格:
¥49.00
ISBN:
9787520702911
印刷时间:
2018-09-26
购买数量:




内容简介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由英国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四部关于中国经历的长篇小说组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畅销欧美。谢福芸是清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之女,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中国,并在浙江温州度过美好的少女时光。后负笈剑桥,毕业后又重返中国,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1913年嫁给英国外交官、探险家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她的聪慧、及通晓东西文化的学识,再加上父亲、夫君横跨中英政学两界的人脉,为她深度了解中国提供了一般人不具备的条件与资源。她一生六度来华,走过大半个中国,结识了很多中国人,并直接见证了诸多近代史重大事件。她是勤奋的,一路走来,把所见所闻所思一一记下。

 

辛亥后避居津门,住在翁同龢侄孙翁斌孙家中,她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写成了《名门》;1926年作为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她将一路的探访,包括与胡适、丁文江、阎锡山、吴贻芳等人的交往,写成《中国淑女》;1935年,为排遣夫君、父母相继去世的悲伤,她到重庆、太原、温州追寻亲人的踪迹,当时已结束北伐后的中国正处于“黄金十年”,又一次青春焕发,她将对亲人的挚爱及对中国的祝福,写成《崭新中国》;但随后中国与英国均深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在战火燃烧的英国东南小城福克斯通,用追忆写成《潜龙潭》,以一所北平女校及几个普通中国女人的故事,寄托她对中国的感念及正义必胜的信心。谢福芸生活的年代及笔下的四个中国故事,时间上恰好覆盖了清社既屋、共和初缔、北伐军兴、御侮救亡这四个近代史上的重要主题。她的作品虽名为小说,自称主要人物虚构,但故事、史实及时代背景却并非虚构,她以亲历者的视角及丰富的见闻,以细腻的笔法生动勾勒了过去一百年几度处于新旧交替中的中国人——男性与女性、成人与儿童、名人与普通人——在家国巨变的时代洪流中困惑、沉浮、憧憬、奋斗的历程。谢福芸对笔下的中国既满怀深情,亦有旁观者的冷静,她“赞扬他们的美德,宽恕他们的瑕疵”。这些作品在近一个世纪前曾促进西方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今天,给予中国读者的除了有细节有温度的史料,更是回望思考历史的崭新视角。

 

        谢福芸在中国接触、结交乃至成为终生挚友的,既有名门望族,也有普通百姓,尤其与书中的宫家(即翁家)几代人结下的深厚情谊,历近百年不衰。翁同龢五世孙,著名艺术史家、收藏家,现居美国的百岁老人翁万戈(其父翁之憙,即书中主人公之一励诚)为四本书欣然题写书名,堪称穿越世纪、跨越东西的一段文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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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福芸(Hosie, Dorothea Soothill,1885-1959) 

英国作家、中英关系活动家。英国循道公会著名赴华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之女,1885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后随父母在温州长大。七岁时回英国就学,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1911年前后与包哲洁(A.G.Bowden Smith)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并自任英文教习。1913年嫁给原英国驻华外交家、探险家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并协助编辑了《中国商务地图》(Commercial Map of China)。1926年出任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1931年苏慧廉去世后,将其父英译的《论语》书稿加以编辑,作为“牛津经典丛书”之一,于1937年出版发行。谢福芸一生六次访华,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风物、人情的书籍,畅销于欧美,多次再版重印。

 

沈迦 主编

196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9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浙江大学文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为记者、编辑,后创业经商,现居温哥华,从事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著有《寻找·苏慧廉》《一条开往中国的船》等。《寻找·苏慧廉》2013年获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并入围《纽约时报》《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等年度好书榜单,凤凰卫视据此两度拍摄同名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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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 1 章 中国之虹

第 2 章 伸出援手

第 3 章 号角雷鸣

第 4 章 大树之根

第 5 章 群山之东

第 6 章 微笑形象

第 7 章 四弟食薯

第 8 章 天津周日

第 9 章 中国夜趣

第 10 章 玫红北平

第 11 章 修路的人

第 12 章 24 人俱乐部

第 13 章 衙门变部门

第 14 章 汉口女医

第 15 章 大海之子

第 16 章 避难之地

第 17 章 四川之省

第 18 章 传递勇气

第 19 章 庙宇变营房

第 20 章 公共汽车

第 21 章 两万台阶

第 22 章 乐观之士

第 23 章 俄国移民

第 24 章 西安事变 224

第 25 章 圣诞佳节 234

第 26 章 两座旅馆 248

第 27 章 红灯之奴 259

第 28 章 南京少女

第 29 章 待解之扣

第 30 章 烈火窑炉

后记: 天网恢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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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何光沪 夏晓虹 雷颐 马勇   推荐

 

请设想一下:如果你从小到现在,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然而,你对自己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兄弟姊妹、爸爸妈妈的兄弟姊妹,以及同你家走动*勤、互动*多的那些邻居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却都所知甚少,隔膜陌生,甚至由于父辈的纠纷恩怨而抱有偏见、心存芥蒂,那对于你的心态、人生,不是大有影响吗?这四本小说形式的历史书,对于还住在“地球村”的国人来说,真有大大增进认知、改变心态,有益人生的作用——因为,作者是村里一位同我们情深意长的邻居“阿姨”,她讲出了我们所知甚少的爷爷奶奶、叔伯姨婶……的真实又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光有大名人(翁同龢、康有为、胡适之、张学良……)令我们好奇,而且有陌生人(官员、教师、中国人、外国人)令我们感动,其实,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还有明天……而且,这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认知!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晚清以至民国,中国女性的生活与观念处在重大甚至激烈的变革中。谢福芸以域外异文化的视角撰写了一系列中国题材的小说,其中几乎涉及到妇女解放运动的所有关键词:不缠足、办女学、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哪怕贵族小姐只争取到了“终身不婚”的结果)、抵制纳妾等。她在中国接触交往的不仅有名门贵妇,也有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们都要面对婚姻、生育、自我意识、子女教育等难题。这种观察与记录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份亲切可感的史料,但比史料更珍贵、更吸引我的是谢福芸对她的中国姐妹发乎内心的理解、宽容与同情,她以她们的一分子自居。而没有她们,就没有今天。

 

——夏晓虹(北京大学 教授)

 

英国女子谢福芸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苏慧廉,她的丈夫是英国中国问题专家,也是数度出使中国的英国外交官谢立山。特殊的家庭背景,长时期的中国生活经历,丰富而多元的人际交往,细腻入微的观察,让谢福芸这几部名为“小说”的作品具有非凡意义:以比历史书写更准确,更细节,更人性的方式,记载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纪中叶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所传闻”,是理解那个时代*直接的历史记录,对于想了解晚清民国的读者,完全可以视为历史读物,而且更轻松,更形象,更直观。


——马勇 中国社会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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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中国之虹

一九三六年七月某日六时。推开舷窗,香港的群山港口呈现在光润的晨曦中。看!一道彩虹横跨其上。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十年未曾踏上中国土地了。三年前父亲离世,三年来我唯一做的就是平复心境,适应未知的新生活。当然,中国漫长的苦难也终于结束了!眼前数艘平底船和小型汽船静静驶向外海。我乘坐的是荷兰船,从巴达维亚[1]北上时卷入了台风尾端,如今靠岸在即,真是好事。在倾斜的甲板上行走着实累人,窝在帆布棚里动弹不得也是憋屈;即便我素来对吃喝要求不高,满足基本营养即可,船上油腻的荷兰豌豆汤也开始让人隐隐作呕。

香港是连接广州、通向真正中国的美丽前哨。富人们住在奢华宅邸里,浴室众多,有时一幢宅子能装四部电梯。我一心一意只想去广州,很快就搭上了一艘汽船,驶向那个伟大而古老的城市。汽船的驾驶室、马达室、头等舱外都放置着布满倒钩的铁丝网,以防海盗侵袭,过去二十年一直如此。如今宽阔的珠江航道上海盗越来越少,这些铁丝网不再必需,不过是警告而已。

夜间航行尚可忍受,七月的广州却热得够呛。空气潮湿沉重,早上七点就头昏脑胀,万幸在沙面岛领事馆外阴凉的长廊里寻到一条长凳。沙面岛民风淳朴,叫“岛”有点儿言过其实,不过一条长长的沙滩,有小桥连接主城,桥上也有尖尖的铁护栏。在这儿可以依稀回望外来入侵者和半推半就的东方主人之间漫长而嬗变的关系。西方就像强势的爱人,以刚劲的手腕送来礼物,既让人甜蜜兴奋,又让人焦虑忧愁。古槐簇拥的大道尽头,不时见到白褂蓝裤的中国女佣,推着白人小孩儿的婴儿车。中国女佣在百多年前就这样为白人工作了,那时候殖民者还留着厚厚的络腮胡,水手们还留着辫子嚼着烟草。

招待我的朋友借给我一辆汽车,他的中国秘书王先生暂为我的向导。朋友激动地说:“现在可要好好看看新中国!这儿的成就令人震惊!”显然他对此欢欣鼓舞。王先生也很高兴,极力建议我尽量看遍全城,还时不时瞟我一眼观察我对新景观的反应。

很久以前,1919年,我和我先生曾从北京出发,一路奔西南到了丘陵起伏的西陵,那里埋葬着数位中国皇帝。我们参观的第一座陵墓是光绪皇帝陵,距离北京也最近。光绪皇帝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2],极不受重视,在位时长完全取决于其姨妈慈禧太后。光绪驾崩于1908年,他离世不久慈禧太后也过世了。陵墓耗时五年建成,深红色的庭院有好几进,规模庞大,前有三座汉白玉石桥,雕有龙纹。整个陵墓建在巨大的正方形石基上,估计所用砖石以千万计。石砖坚固无比,垒放讲究。陵前树苗新栽不久,他日当茂密成林,经风历雨。我先生心满意足,轻叹一声,坐在一堵矮墙上,细细打量眼前美景。这里安静宜人,我们坐了一个小时。骡夫们走过来劝说道:“先生、太太,再往前走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前头山谷里还有早前的皇帝陵呢,比这个大、耗的钱还多!”

我先生说:“不用再走了。知道今日中国还能建得如此恢弘,比参观多少陵墓都值得。”

王先生和我站在广州新市民中心门前。市民中心簇新华美,像中国古建筑一样带着恢弘的威严。多希望我先生也能一起感同身受,我们必将被深深打动。这种令人叹服的新旧结合的建筑风格——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西方思想的融汇才能成形。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两个北美年轻人拿着在纽约获得的奖学金,决定到中国去研究建筑。伟大的公共建筑将在他们手中诞生,并以榜样的力量将本土建筑师从无力与倦怠中唤醒。他们发现水泥和钢筋也可以建造两层或三层楼房,同时体现中式建筑对于比例的原初理念。中式屋顶悦目的长长脊线得以保留,脊线上间或点缀成对的蛟龙或游鱼,高高的圆柱贯通支撑。房檐下绘着旧式山水、牡丹、蝴蝶、雀目和卍字,颜色是中国人历来热爱的朱红、天青和翠绿。建筑主体虽是西式的白色钢筋混凝土,线条和颜色却是中式的,美得令人摒息。西方在艺术领域一直受益于中国良多,现在多少可以投桃报李了。

王先生骄傲地笑了。

他指着我的摄影机,说:“拍一段吧。”

我同意了,拍得时候手有些抖。我们没再说什么,又来到一座建筑——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前。之后他带着我看了一栋又一栋建筑,每一栋都能代表中国人重新涌现出的建筑才华。其中最杰出的也许就是新的大学——中山大学了,以“中山”命名以示对孙逸仙先生的敬意。大学刚落成三年,二十多个楼群拔地而起,坚固美丽,笑对岁月。更多的楼群还在建设中,花费必然惊人。惟一不和谐的地方就是现代派的盥洗室,崭新的混凝土裸露无余。学校建址上还有新栽的树苗和垦了一半的土地,留待大学生学习稼穑,进行农业研究。书生们留着长指甲、远离钉耙的日子永远成为过去。

广州崭新宽阔的大街着实让我喜上心头。过去,这里木屋肮脏破败,拥挤不堪,所谓二楼不过就是局促的阁楼,临在臭不可闻的窄巷上。要把广州城洗刷干净,绝非易事,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也得畏葸退缩。现如今广州人民做到了,而且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他们的方法对所有意欲拓宽街道的中国城市都可行,即要求住家把前排房子建在后排房子上,如此房前道路立刻变宽一倍。对于很多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个要求何止艰难,简直绝望,因为重修是强制行为,得不到任何补偿。不过无论如何,城市街道变宽了,排污水道加了盖,中国的面貌看起来确实好了很多。

宽阔的街道把广州城分成了几大区块,近郊残留的棚户区还留待慢慢整治。在建设现代化都市之初,广州着力于修建政府大楼。美观的公共建筑的确可以提升城市灵魂,塑造希望与尊严。如今广州市开始关注穷人的居所。西方国家也许会自下而上改造,而中国人无意间恪守了老祖宗的传统。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公共建筑有威严,社会差距在缓和,可中国的进步不止于此。在广州,我发现中国人开始锻炼身体,参与运动乐在其中。一百年前,最早来到此地的白人为了生计,在沙面岛建“工厂”,做生意。可年轻的英国男子怎甘心长期囿于一岛之上?他们“突出重围”,在广州遍布的水道上划船运动,嬉戏取乐。这些彼时算不上文雅的举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白人官员大感丢脸,命令他们即刻停止。

法令如是说:“诸位请勿再丢人现眼。大汗淋漓乃苦力专属,与绅士形象不符。”

1936年的今天,珠江三角洲两侧河岸上游泳划船俱乐部林立。各大银行、新开的大型商场、基督教青年会,还有基督教女青年会,周日下午或夏日晚间都会在河道上展开竞技,一如英国青年在两岸山坡漫延的泰晤士河上奋楫争流。

来自政府教育部门最早的要求是建操场、修滑梯。午休时分——午休也是一项创新——中国小男孩小女孩们通过上行的木头梯子和下行的光滑滑道体会着重力带来的快乐。

看着眼前一排排年轻的身影快速掠过,我身边的女校长微微一笑,说:“我把这滑梯叫‘裁缝之友’。”她的潜台词是指滑梯磨裤子。西方带给中国诸多馈赠,其中最伟大的或许是教会了中国人游戏与运动。

王先生和我步入一座小公园。喷泉掩映在树丛中,正中央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白色陶土塑像,她从肩头的花瓶中抛洒着生命之水。哦,她后头有一座化铁炉,炉盖下有个铜制航空鱼雷模型,尖角处开了一道缝,可以投硬币进去。

模型下面介绍说:“放入一枚硬币,买下一架飞机,把中国从外敌入侵中拯救出来。”我们还在看的时候,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从父母身边跑过来,投进了一枚硬币。西方带给中国的远不止游戏和运动呀……硬币叮咚作响,落入钱箱。王先生转向我,满面笑容地说:

“我们广州人这几天很高兴。和平快要降临了,不用再恐惧了。”

在王先生指导下,我向孙中山先生的巨型雕像表达了敬意。雕像位于辛亥革命志士雕像群的中心,孙先生呈坐姿,长袍马褂,一手拿着礼帽。西式礼帽似乎暗指他多年来远离故土的颠沛生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当年为了中国变革运筹帷幄、在大英博物馆思索治国之道的日子?广州曾迫使他流亡海外,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祖辈生活的家园。

近代文学家梁启超同样来自广州,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也许没有孙中山那么保守。他一度对孙中山信心幻灭,曾经说:“孙中山最好的角色就是站在一排革命者中间照个相![3]

但孙中山对祖国的爱是真诚无伪的。王先生满怀敬意地向雕像作了三个揖。当时,对人行揖礼于我而言称得上偶像崇拜,很多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几百年来,在学堂里,中国人都要双手相叠,擎一柱香,向教室一角蒙着灰尘的孔子像龛作三次揖。基督教学校反对揖礼,他们认为不论是对孔子还是孙先生,用三鞠躬表达崇敬有些过分。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今天依然不愿意作揖。近几年祖先崇拜日趋式微,中华民国国旗逐渐取代了孔夫子和孙中山。每天早上国旗都会升到学校操场旗杆的顶端,傍晚又伴着孩子们的国歌声取下。国歌是新写的,孩子们唱得不整齐,但情绪高昂,旁边风琴伴奏老师的音乐素养还亟待提高。

几年前,看到人们对革命之父孙先生的崇拜超过孔子是很有意义的。最近,这种崇拜又升华为对祖国的奉献之情,其涵义同样令人深思。当时的我压根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后,我会对着一所大学礼堂里的孙中山画像三鞠躬,内心的崇敬丝毫不亚于祈求“天佑吾王”。


[1] 即今日的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

 

[2] 原文如此。

 

[3] 原语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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